原标题：“五四”勤工俭学与欧洲华工背景的互动——以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主导的旅欧共运兴起为中心
作者：叶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摘要：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 勤工俭学运动与欧洲华工教育活动双向互动。以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主导的中共旅欧支部兴起为中心, 来考察旅欧共运兴起的过程与原因, 从中可以发现, 在留欧学人史的脉络中, 相对于“以学为主”的基本指标, 到了勤工俭学这代人, 其代际迁变的主动脉忽然被掐断, 有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外来原因作用。但总体而言, 其所体现出主流的知识留法的基本脉络仍无变化, 而只是出路有变。但恰恰是这种变化, 极为深刻地参与和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五四运动 勤工俭学 赵世炎 周恩来 蔡和森 中法文化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 (2012) 03-0001-11
一、“五四”背景与勤工俭学运动的互动关系：以李石曾、蔡元培等为中心
当华工资遣尚未落下帷幕， 而勤工俭学已然蔚然勃兴。因为后来由此中出现的中共精英太多，故此勤工俭学运动名声极大，但真正细加考索，反觉历史事实往往湮没于尘埃之中，值得细加挖掘。作为一种波及全社会、影响大历史的运动，勤工俭学的兴起既在规划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其重要性在于：它掀起了一场貌似青年求知路径开辟，实则关乎未来国家命运走向的大事业，而这样一场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而言至关重要，怎么高估也不过分。
但对于运动的创意者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而言，则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如果结合1928年他们在分共立场上的坚定立场来考察，甚至可以得出完全“背道而驰”的结论。以这样一批知识精英的眼光与作为，其结果为何竟会是“种瓜得豆”由外交官—留学生的互动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 经由孙宝琦的提携关照, 李石曾乃得留法机会。从此, 法国文化背景的熏陶和滋润, 使得李石曾非常独特的“文化浪漫主义”[ 1]得以逐步成型。
而在这一非规律性转化过程中, “五四”既是重要的“催化剂”, 又是关键的“转推手”。说它是催化剂，是因为若没有五四运动的轰轰烈烈及其“忽如一夜春风来”, 勤工俭学运动就不可能如此顺风借势, 发动到如此规模；可话说回来, 若不是五四运动的话语制约, 勤工俭学运动很有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既定思路影响之下。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勤工俭学虽与“工”有关, 但说到底, 还是一种留学活动, 其主体是留学生。在此基础上, 我们来讨论华工背景的影响。
一方面, 我们应该注意到, 华工现象并非简单的战争现象, 它自古已有, 在晚清时代甚至成为李鸿章等当国重臣的涉外要务之一。在一战背景下而特别出现于法国, 只不过特别呈现出其对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而已。因为此时的华工问题, 已经更多地牵涉进入了协约国-同盟国两大战略集团的整体利益格局关系中去。本来, 在梁士诒的基本设计中, 华工派遣就有着“以工代兵”的意味。
华工本身是具有潜力和创造力的, 张竞生曾记录过一种另类华工, 他们不是招募而来, 而是先前自己漂泊到某个地方, 本着奋斗精神, 得到工作, 安居乐业[ 2]。如果说此类华工本身就已渗透了相当成分的“学”的精神, 有“向学”的素质和基础的话, 那么到了李石曾开办豆腐公司, 尤其是给华工开办夜校, 使得在华工层面已经可能获得求知的可能性, 则为未来大规模的欧战华工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逻辑引线。这是从法国语境本身的华工发展源流来考察的, 当然也还必须要从华工的发源地, 即现代中国之语境来作一综合性的宏观把握。
“五四”之后留学浪潮的兴起, 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然, 此处谈论“五四”, 仍宜区分两个层面, 即大约可从1915年 (至少从1916年底蔡元培任北大校长) 算起, 强调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 比较有延续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就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政治运动。这两者往往是“二而一, 一而二”的事情, 不过, 这里主要聚焦于1919年的关键时刻, 因为一般仍以政治事件标识“五四”。
“五四”之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等虽然均已返国，并在文化场域, 尤其是核心域的教育场域占据要津, 可以说, 也给后来人做出了一种模范标志, 仿佛只有通过留学镀金才能取来真经。但“五四”之后的留学潮已有所改变, 而以“五大臣留洋”为标志, 这批当初运动中的矫健学子, 还包括傅斯年、罗家伦、曾琦、李璜等, 纷纷去国, 其基本思路诚如傅斯年所交代的:“今日修明中国学术之急务, 非收容西洋思想界之精神乎中国与西人交通以来，中西学术，固交战矣；战争结果，西土学术胜，而中国学术败矣。”
所以他毅然在大名鼎盛之际, 漂泊出洋, 所求者大。但留洋所需的经费, 毕竟不是多数人可以具有的。可这样一种求知求学 (留学) 的愿望, 却是每一个青年人必然向往的。这从另一个层面, 为后来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石曾所主导的俭学运动有了大发展的机遇和可能。李石曾之主张俭学, 尤其是留法, 并非心血来潮, 而是久有历史。尤其是在欧战期间, 使得这种可能得以出现, 所以由此而诞生出“勤工俭学”的理念。
一般普通知识青年对于留学的渴望, 确实相当迫切。关于“五四”与勤工俭学的关系, 陈毅 (1901-1972) 的这段文字应当算是比较有代表性：一九一九年, “五四”运动爆发。这运动强调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 使我在思想上起着大的变化。同时, 我的家庭因为田租的纠纷, 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 花了许多钱, 这时候已经临到破产的地位。家庭已不能担负我求学的费用, 我只得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恰在这时，我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经过考试取得了官费生的资格，得到四川省政府补助的一笔旅费, 赴法国一面做工, 一面求学[ 4]。
语言虽简, 但勾勒出比较完整的个体发展过程, 除了自己的主观奋斗和生性限制之外, 往往是受到宏观的时代语境、家庭的具体条件的双重制约。陈毅之所以选择走出家乡, 在相当程度上也和自己的家庭困境有关;当然,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勤工俭学运动的蓬勃发展, 他恐怕也难有机会放洋留法。
而四川勤工俭学的发展, 则与吴玉章有很大的关系。吴氏留法是在1914-1916年, 此期正是中国“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部分精英流亡法国之际, 他不但与李石曾、蔡元培等来往颇密, 是华法教育会成立时的重要成员, 而且是早期同盟会员, 为开国有功之臣。但吴日后转向共产主义, 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更重要的是, 他也属于稽勋留学生之一, 和汪精卫、张竞生等相类似, 而不同于勤工俭学运动所催生的共产党人。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个体都构成这个社会大网络中的某根链条, 或者用棋域的视野来看, 则每个人都不得不进入其中, 成为棋域博弈中的一个棋子。陈毅-吴玉章-李石曾的路径就是一种证明, 而即便是那些没有直接通过李石曾等主导的勤工俭学运动本身而参与其中者, 也是这个大潮流中的产物, 譬如说周恩来。周氏虽自己筹措经费实现留学梦, 到法国后“一面读书, 一面写文章”[ 5], 但周的旅欧报道不少都与勤工俭学运动有关, 可见, 个体要想完全置身于这样的大场域之外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 直接受到李石曾等期待与扶持的, 应算是少年中国学会诸君。就其中人物来看, 则曾琦 (1892-1951) 、李璜 (1895-1991) 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留欧学人的应时崛起, 当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6]。从留法学界的总体情况来看, 大致不外乎三类:学术留学仍占据主流地位, 毕竟长期在外, 非同小可, 所费者甚多, 也只有学有所成才是最正经的选择;职业留学, 乃是为了学有一技之长, 但毕竟这只是李石曾等理想主义者想出的“空中楼阁”, 放之于现实的可能性很小, 故此往往流于口号;而政治留学则主要表现在经济来源被断绝之后, 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也就是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的那批留法生一般来说, 相比较留日学界的“鱼龙混杂, 多学军事法政, 好译西书和从事政治运动, 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新方面功莫大焉”[ 7]，留学西洋的学生一般在这方面相对淡漠。所以, 我们一旦比较这样的传统, 就会发觉在留西生中留法学人是一个例外。然而, 留法学人虽然政治先进、关心国家大事, 但就政治信念来说, 则相当混杂不一, 一方面这或许展现出法兰西作为自由之邦的好处, 就是信仰自由、学说多元;但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不小的问题, 即思想意识上难得统一。对于前代留欧学人来说, 这就一直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譬如李石曾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念, 也不要求别人无条件地同意和追随他。这样的政治理念, 当然绝没有在政治现实操作层面成功的可能。大多数人是要追求明确的“功利”的, 所以吴玉章怀疑李石曾的理念, 日后走向共产主义也不难理解。
前代留欧学人仍在困惑之中, 后代留欧学人却已跃跃欲试。后代留欧学人究竟面临怎样的历史语境, 又会选择怎样的突围之路实事求是地说, “五四”背景不但为他们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块大好的练兵场。当下需求接上“五四”经验, 使得勤工俭学生必然要寻求一种组织发展的思路, 再加上背后潜在无形的“看不见的手”的有力推动, 则旅欧共运已然呼之欲出。在何长工看来, 相当一批勤工俭学生从“实业救国”的思想中转变过来, 原因固然相当复杂, 但三个核心人物的影响不可忽略, “周恩来同志、蔡和森同志、赵世炎同志等的宣传和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们应该说是我们转变思想的‘启蒙老师’”[ 8]。事实上, 在旅欧共运的兴起过程中, 这三位确实是最关键的领袖人物。
二、欧洲华工背景与勤工俭学的另途:赵世炎与李璜等的切割与勤工俭学学会的建立
即便是勤工俭学, 其中的路径派分仍值得认真对待。如以李璜等人为代表的右翼群体的凸显, 以及与赵世炎等人的区隔乃至对抗, 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这样一种道路的歧异性究竟何以然在笔者看来, 以中国青年党为代表的右翼政治群体应当予以关注。1922年初, 曾琦作诗感怀, 可见那代人的胸怀家国、游学四海的豪情逸气:“人生难定是行藏, 忆我少年何其狂!南走吴越北燕赵, 气吞云梦神飞扬。……我今及壮志愈雄, 誓与同俦补天缺。”[ 9]此诗题名《中国少年歌》，自然让人想起梁启超那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相比较梁启超那代人面临清季末年的巨大变局而作出的理想规划，曾琦、李璜诸君的慷慨豪情无疑同样让人心潮激越。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曾、李诸人的出国之途与成长轨迹, 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早年留日 (1916-1918) , 日后经“五四”之洗礼, 于1919年秋即赴沪, 旋即赴法留学。曾琦等人之留法, 不同于完全受到勤工俭学运动的影响。因为, 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早年求学于沪上震旦学院, 打下了很好的法语基础, 选择留法, 乃是水到渠成之事, 与一般人之“临时抱佛脚”又是不同。曾琦自己的解释是:“自从民国元年在重庆办报, 屡感学问不足的痛苦, 立志赴法留学”, 而直接动因又是:“ (一) 补偿留学的志愿, (二) 贯彻排日的宗旨, (三) 尊重朋友的劝告。这三个原因之中, 尤以第二个原因为重要。并不是执着狭义的国家主义。”[ 10]
通过曾琦自述，我们又可以发掘出一条隐形的场域链条的作用, 即曾琦之所以能赴法, 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留法群的早期拓荒者有关, 这就是李璜、周太玄等人已先期赴法, 并在巴黎创办了巴黎通讯社, 为国内各家报社供稿, 通过报道巴黎和会消息而获得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正是通过这种地缘、志缘的关系纽带[ 11], 李璜、曾琦等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群体得以放洋出海, 获得留法机会。
李璜等的留法渠道是通过李石曾的路径, 借助华法教育会的力量而得有留法机会的, 而他在法期间, 首先扮演的角色, 也是一个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 12]。这再次印证出“社会网链”的相互关联性, 几乎是无所不包。而同样, 李璜作为这种“社会网链”的一个环节, 很快又被编织到一个更大的网链群中去。譬如根据聂荣臻的回忆, 当初他们作为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 (马赛) 时来接待的就是李璜[ 13]。
这其中尤其以赵世炎 (1901-1927) 的立场变迁最具有代表性。赵世炎当初曾得到李璜的特别关照, 可即便是这样一种关系, 赵世炎居然也急剧左转, 在法国变成了“旅欧少共”的领袖人物。由此亦可见其时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于一斑了。但赵世炎的转向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 而不妨被视作一个群体的思想立场转型的缩影。对这个问题, 何长工后来回忆, “华法教育会是一个官僚机构, 对学生的事情很少过问”, 勤工俭学学生中有些找到仅可糊口的工作, 没工作的只能靠华法教育会微薄的“维持费”度日, 半工半读的理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14]。华法教育会在法律上当然是一个民间注册机构, 然而, 勤工俭学生竟然将其视作为一个“官僚机构”。这或许是对李石曾民间理想的一个绝大嘲讽。由此, 我们也可以见出福柯理论的有效性和杀伤力, 只要存在一种利益关系的相互制约就能够产生“权力”, 而权力居然就能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之间最后形成的竟是一种“权力关系”, 实在是与李石曾的理想博爱情怀有“天壤之别”。而这两者彼此之间似有一种悖论性的契约关系, 也是导致彼此间纠缠不清并导致运动最后发生质变的关键所在[ 15]。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必然的, 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以及基本物质生存的要求使他们无法按照原先设定的轨迹发展下去, 而必然要“逸出常规”。当知识与困境相结合, 就必然要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得不到正常的疏导, 而只限于自我消化状态, 那就必然要导致“惊洪奔腾”。更何况, 这背后还有一只巨大的推手在“乾坤挪移”。
赵世炎的转折并不剧烈，当初以蔡和森、李立三之间的论争为契机[ 16]，他选择的是联李疏蔡。当李立三在《旅欧周刊》 (1921年) 上发表《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后, 立即得到徐特立、赵世炎等人的呼应。而赵世炎更由三得建往访李立三所住的三侠孟, 进而合作组建劳动学会、勤工俭学会等。相比较蔡和森等的左端立场, 赵世炎无疑倾向于右端。虽然在基本立场、具体思路、乃至“二·二八事件”中的取向有别, 但最终彼此二元合一，走向革命。
赵世炎与李璜的切割, 具有重要的路径选择的象征意义。这意味着, 后代崛起的立场选择, 对前代人不仅有着重新颠覆以树立新局的可能;甚至更进一步, 可以影响和改变前代人的思维方式乃至立场更变。这一点参之以吴玉章的说法就很清楚:“赵世炎同志, 是我的学生, 也是我的引路人。”[ 17]
作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吴玉章早在1917年就在北京创办了法文专修馆作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而其时只有16岁的赵世炎少年意气, 挥斥方遒, “因受当时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急于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便来这个学校学习法文, 准备出国留学”[ 18]。但赵世炎的进步非常快, 从1920年5月有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 到在法国迅速融入到左派乃至共产主义阵营之中, 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难怪昔日的老师吴玉章日后反而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被自己的学生所启蒙, 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弟子的这种发展历程, 他这样描述道:
他们 (指赵世炎等, 笔者注) 这伙爱国青年, 到法国后, 正迎着当时汹涌澎湃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 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深入到留法学生和华工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19]。
这里勾勒的正是中国旅欧共运的发展轨迹, 而赵世炎等人敏锐地把握住时代潮流, 并成为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儿。这点从聂荣臻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20]。赵世炎在有限度的左倾之后, 迅即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工作”中去。1921年“二·二八”运动后, 赵世炎等人先以“劳动学会”为核心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 此时的基本思路尚是以求学为主诉求;可旋即在1922年即与蔡和森等领导的“工学世界社”成立了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 并发动组织了“抢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活动, 其思想立场转变不可谓不快。
但在李璜等人眼里, 可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赵世炎当初之所以得有留法机会, 乃与李石曾等发起的勤工俭学运动密切相关, 而在具体操办过程中李璜等人则功不可没。作为昔日老师的李璜, 眼看着聪明弟子的赵世炎“步入歧途”, 却徒唤奈何, 又怎能不“慨叹”之至。
三、蔡和森等的政治实践组织:“工学世界社”
蔡和森 (1895-1931) 作为中共早期的杰出领袖与宣传领导人之一, 与其留法时代的刻苦钻研密不可分。1913年春, 蔡和森先入湖南铁路学校, 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但只就学两年, 即于1915年秋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2班, 1917年6月毕业。1920-1921年间, 蔡和森举家留法 (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爱人向警予) , 后因里昂中法大学事件而被强行遣送归国[ 21]
。如果要谈到蔡和森的留法活动, 就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背景、李石曾等推动勤工俭学运动的宏观大势以及湖南地方文化与教育语境的孕育等多重因素。国内背景中最直接且重要的, 则是源自长沙的新民学会。蔡和森少年有大志, 与毛泽东 (1893-1976) 同为新民学会核心人物。相比较毛泽东的“沉潜中国”并最终“大器形成”, 那么蔡和森的“举家留法”与“革命实践”也同样值得充分关注, 因为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形成关系, 我们必须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下来理解现代中国的复杂关联及其进程。
蔡和森等人的迅速成长和左倾, 固然有其个体生性气质在起作用,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正是在与华工阶层的密切互动之中, 勤工俭学生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样一种整体背景也绝不可忽视。这一点, 从李立三 (1899-1967) 的自述就可以清晰地得到印证:
尚在部队时, 阅读新报新刊, 痛感基础知识不足, 产生回校读书的想法。恰好获悉有中国学者和进步学生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便前往北京进入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的预备班, 于1919年4月至9月在那里学习。
1919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学生运动, 此时我在北京, 但除了参加学生游行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活动。同年10月, 我动身去法国, 起初向留法勤工俭学会借钱, 在一所法国学校攻读法语, 尔后由勤工俭学会介绍, 去三侠孟钢铁厂, 在翻砂车间当学徒工。
1920年法国革命运动高涨, 法国共产党组织了一次大罢工, 有我厂参加。我的师傅是共产党员, 他动员我参加罢工并在广大华工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我就这样做了, 但收效甚微。随我一起参加罢工的华工寥寥无几, 绝大多数 (大约500多人) 没有参加。然而, 通过这次大罢工, 我首次目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看到了广大工人所表现的高度热情与团结友爱精神, 使我第一次受到革命的阶级教育。事后, 师傅经常和我谈心, 向我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还给我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 让我阅读。在这位师傅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下, 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 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20年底, 我和赵世炎、鲁易、刘伯坚、袁庆云等人一起组织了留法中国工人学生中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22]。
从这段叙述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李立三是如何从一个非常普通的知识青年, 而一步步走向勤工俭学之路, 并最终选择了革命职业的。这其中固然有个体本身的“真理追求”和“出路寻找”的重要线索, 但大势裹挟本身似乎也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注意。如果没有勤工俭学运动的声势浩荡以及提供机遇, 像李立三这样的一般青年绝对不可能如此容易地就能获得留法之可能;同样, 在留法期间, 如果没有法共、法国工人乃至更深层的“背后推手”的作用力, 李立三也不可能与赵世炎等人走向具体的政治组织的创建步骤。乍看去, 那个时代的青年之走向左倾非常偶然与迅速, 但细细推敲, 其偶然之中也孕育着必然的因素。
客观地说, 就留法勤工俭学生而言, 虽然都是因“五四”熏陶而出的青年精英人物, 但至少有政治倾向与文化倾向两种大思路。在政治范围内, 右倾 (以无政府主义为主导) 与左倾更是势如水火;而即便是在政治左倾的俭学生内部, 也是有“二元之争”的。如蔡和森、李维汉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与赵世炎、李立三等创立的“勤工俭学会”在最初是分道而行、主张相歧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认识到华工是最重要的活动范围。1921年初的“二·二八事件”之后, 赵世炎、李立三等人转移阵地, “带领几百名学生去克鲁梭一家法国最大的钢铁厂, 那里的华工当时就有5000多人”
, 显然, 华工人数的多少与规模, 是他们选择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毕竟, 对于已经立志从事政治活动的青年知识精英而言, 最重要的是要有“用武之地”。当知识精英面对普罗大众, 最明显的优势就是知识层次;而即便是在这个层面说问题, 是否上升到理论高度则为最关键的标准之一。
蔡和森有着相对更为丰厚的理论功底, 譬如他当时就意识到社会主义的两条不同路径, 即“德国马克思的学说和法国蒲鲁东的学说”“分为两大学派”[ 24]，李石曾将二者学说列为对峙两极, 并立场鲜明地褒蒲而贬马。而作为后代人的蔡和森等则恰恰要反弹琵琶, 他们是“拒蒲崇马”。既然推崇马克思, 那就免不了接受马克思的基本原理, 即阶级斗争学说, 而要斗争则必须要建立坚强的政治组织, 这样建党意念就呼之欲出了。这一点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中有明确说明:“吾辈不努力为之, 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人去做”[ 25]
此信作于1918年8月27日, 彼时新民学会的留法时代尚未开始[ 26]。可见, 组党的想法早已有之, 并非仅是因留法而得到启发。而在留法之后, 由于较为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著述, 蔡和森的认知更深入一层, 而这与国内同仁的思考与行动很合拍, 通过彼此通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未来哲学的根据, 这是事实, 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27]
他对蔡氏之主张极表赞成。相比较国内以“南陈北李”的留日学人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事业, 在法国 (欧洲) 则同样是一批精英分子的“殊途同归”。陈毅就是一个例子。陈毅留法时代的主要知识域拓展, 一为革命与理论的兴趣, 一为法国文学的兴趣。一个诗人天性的人物也将重心首先放在了社会主义理论上, 可见其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风向所在[ 28]。
1921年是留法学生风起云涌的“参政”时代, 最终以试图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悲剧结局”告终, 而蔡和森、陈毅等人被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罪驱逐归国[ 29],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重大刺激, 但同时也是留法学生左倾政治化的重要标志。行者以一种坚决刚毅的态度投入到现代中国的革命浪潮中去, 正式进入了刚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 并成为其骨干力量, 如蔡和森旋即当选为中共二大中央委员, 在三大之后则进入政治局;而留者则以坚守位置的姿态开创了颇为壮观的旅欧少共运动, 如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是其领袖人物。在现代中国的整体大幕中, 他们或许数量有限, 但作用绝对至关重大, 值得特别关注。
在勤工俭学生被驱逐归国之后, 整个留法学界的情况似乎已经颇为不同, 但并非完全如王独清认为的那样, 仍留在欧洲的留学生“除了极少数是思想前进的分子而外, 其余的多半是具着整个前世纪的头脑的人物”[ 30]
虽然蔡和森、陈毅等被遣送归国后, 确实损失了一批精英人物, 但周恩来、赵世炎等仍在法国, 他们不但接过了火炬, 而且把“勤工俭学”运动直接引向了“旅欧共运”。
四、工运与共运的时代背景:赵世炎、周恩来等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
当蔡和森、赵世炎分别以不同的思想立场取向而趋近于合作, 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杰出的人物也接近了这条路线, 他就是周恩来 (1898-1976) 。他在德国柏林给国内的觉悟社友人写信, 这样表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 我是十二分表同情, 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不够用、欠明了, 但老实说来, 用一个Communism, (以下简作C. ism) 也就够了。施珊说, 用Anarchism (以下简作A. ism) 的精神参加到C. ism里去, 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不过C. ism也并非没有A. ism所采取的精神的。就普通现象上说来, C. ism总是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 别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常常看为次要, 这是C. ism易于受人批评的地方, 所以有许多人说C. ism太唯物了。但就我想, 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之必须被重视, 正犹之人生许多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之必须被重视也一样。C. ism并未尝不重其他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 但他却知道纯机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能够用一种较有程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 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不是可以用死板板的方法来替代的, 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固然, 法国的 Syndicalism (以下简作Sd.ism) 是发源于A.ism的思想, 而在那C.ism势力笼罩的赤俄, A.ism居然也在内中能稍稍活动, 这全可说不是A.ist灭亡的表征。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极兴旺的欧美, 要想A.ists的鼓吹能动摇人心, 这不免等于梦呓。A.ism的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 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 则急切不能得用了。法国Syndicat近来已改变了很多态度, 而所谓C.G.TM的大多数派大半都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 31]。
之所以不惜长篇引用周氏原信, 乃因此信非常充分地表现出这代青年的理想情结与现实策略之间的抉择冲突以及调适态度。对于那代人来说, 最重要的不仅是要有理想, 更要具备可操作性, 用周氏的话来说, 就是要能充作“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无疑, 既包容一定无政府理想的共产主义远景描述, 更具有苏俄成功榜样在前的马克思主义, 很符合这一愿景。故此, 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左倾人物, 明显左转, 从而整合了留法 (欧) 学人中的左翼力量, 建立了中共旅欧支部。之后, 不少青年人乃迅速靠拢并加入之, 形成一种强势政治力量。这引起曾琦、李璜等人的极度忧虑, 认为“如不早起而与之对抗”, 则“共产主义更易成功”[ 32]。在今天的纯粹立场上看, 曾、李的态度当然有反动之嫌, 但如果复原历史语境, 则彼时主义之争未歇、国家前途未明, 任何一种救国方案的提出都是有其合理性一面的。以曾、李之忧国忧民, 当然忧虑到共产主义理论所可能带来的暴力革命后果。道理也很简单, 在任何一个现存的社会秩序中选择以暴力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 都难免会引起相当的警惕和质疑。1922年6月,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 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 曾琦、李璜等12人在巴黎郊外成立中国青年党, 并发表建党宣言。其主张相当鲜明:“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 采全民革命的手段, 以外抗强权, 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 内除国贼, 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 33]
仅就其宗旨而言, 青年党的陈义不可谓不精, 悬的不可谓不高, 对于左翼力量来说, 确实可谓“劲敌”。
关于这段历史, 周恩来自己的回忆是:“一九二三年, 国内国共已将合作, 我得孙中山之命, 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 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 他们主张国家主义, 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 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 34]
如此, 则其时欧洲场域的政治地形图就显现出来, 即国民党之三民主义 (王京岐) 、青年党之国家主义 (曾琦) 、共产党之共产主义 (赵世炎) 。也就是说, 三种主要政治势力在法国兴起, 即中共旅欧支部、国民党旅欧支部、中国青年党[ 35]。必须注意的是, 这与国内背景尤其是五四运动是不无关系的, 有论者认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 是新文化运动指导力量和知识青年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由疏离而走向合流的转折点。”[ 36]
在笔者看来, 蔡元培主政后的北大, 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首次具有较为自觉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这样一批人物, 他们与孙中山的关系 (至少是精神联系) 自然相当密切。虽然彼时国、共合流, 但其本质毕竟不同, 故此以王京岐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 不可简单地归纳为左翼, 而应居于中间地位。同时, 另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 即在法国也出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蛛丝马迹, 所谓“健社”、“竞社”等都与此相关[ 37]。
在旅欧少共的兴起过程中, 周恩来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 他的这一经历不仅极为深刻地影响到自己的日后发展, 更与中共兴起、现代中国的重大转型密切相关。故此有必要对其思想变化略作追述。周氏少年时慨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日后果然“大江歌罢掉头东”, 远赴东洋而求知向学。相比较日后留欧, 在英、德、法相继居留的岁月, 早年的留日时代反而湮没[ 38]。其实, 我们应特别关注这样一个“转折过程”, 以日本为跳板的现代中国的求知于世界, 乃是近代以来中国留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1917年9月-1919年4月, 周恩来留学于日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这段时期, 周氏方当弱冠前后, 乃是一生学思形成的关键时期之一。1918年2月6日, 周恩来反思立志, 这样一段表述值得特别注意:
大凡天下的人, 有真正本事的, 必定是能涵养, 能虚心, 看定一种事情, 应该去做的, 就拼命去做, 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 便躲着不出头, 或是极力反对。……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 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 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 不过是吃饱了, 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 便想去救国, 尽力社会。老实着说, 活着一天, 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 也是永远没有足的了[ 39]。
周恩来的立志求进的策略, 显然是有效的。故此, 日后他选择留欧, 走的也不是一般的勤工俭学的道路, 对这一点何长工作为亲历者有相当深刻的印象:“那时, 周恩来同志多半时间从事社会活动, 考察工人运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是个活跃分子。……他的雄辩卓见不仅吸引着勤工俭学生, 还吸引着不少华工。”[ 40]
作为中共成功之后的日后追记, 难免有对领袖的推崇乃至过誉之词, 但总体来说, 这一叙述应该反映了基本事实。也就是说, 周恩来不但雄才大略、辩才无碍, 更重要的是, 其活动范围决不仅仅局限于勤工俭学生群体, 华工也是相当重要的群众范畴。
实际上，中共旅欧支部的重点发展对象之一就是华工，傅钟 (1900-1989) 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当年就直接参加过赵世炎组织的华工宣传教育工作[ 41]。1921年春季，中共旅法小组成立后即专门分配人手，开展华工工作。1922年10月，在旅法华工聚居地克鲁邹召开华工代表大会，筹建统一的“华工总会”。1923年1月1日，旅法华工总会在巴黎华侨协社成立，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赵世炎、王若飞参加会议，帮助和制定了工会章程，其主要思路是：
第一，把工会办成训练工友组织的机关；
第二，通过总结以前华工运动的经验教训，引起工友的阶级觉悟，学得阶级战斗的方略；
第三，指导工友不要受资本家的哄骗，不要中妥协派的毒……团结无产者整个阶级；
第四，使旅欧工友获得团结等方面的经验，以便将来回国去训练故乡无组织的劳苦群众[ 42]。
通过这样一系列组织化的强有力的措施, 留法华工被整合成为一个大的“无产阶级场域”, 是勤工俭学生大展身手的地方。而旅法华工总会则成为了中共旅法党团组织的重要助手。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总结：一、从华工教育到勤工俭学乃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演变过程，虽然有时势背景如大战、五四、李石曾与华法教育会等的推动，但“工”与“学”的结合与互动反映了历史趋势；二、勤工俭学由“求学”变到“工运”，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无可否认，主体部分的勤工俭学生是以“求学”为职志的，但以蔡和森等为代表的部分新民学会中人早就立定“救天下”的理想，故而走向组织化的“现实权力”诉求是迟早选择。对这一代追求救国与真理的精英分子来说，少年中国学会可为代表，其中不少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选择“教育”为终身志业与职业[ 43]，但最后却彻底变计，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要解决现实问题，最后就不得不归结到“现实权力”的问题，而“运动工人”，获得阶级基础，无疑是很有前途的策略。当然，之所以能形成潮流，则其中偶然因素的作用不能忽视，如陈氏兄弟（陈延年、陈乔年）之由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就明显是受了勤工俭学运动大失败的刺激；三、由“工运”到“共运”乃是国际场域的权力博弈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尤其是苏俄的首先成功，也标示着职业革命家道路的可能性，而这一选择为中国知识精英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出路。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发生大规模的裂变，而且是本质性的裂变，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梁山聚义”式的革命道路，与水泊英雄不同的是，他们不但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与深厚的理论背景，而且更有着强有力的国际强权力支持，这就是苏联。
赵世炎在被遣送之后又冒险留在法国, 他是有着明确的策略选择的。一方面, 他对读书与活动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我若不能于一个时期可以有效地读书——专门读书——以后, 我决不回国来。”[ 44]但另一方面, 他则说:“我留在欧洲虽然苦些, 但也有用处。”[ 45]这个用处是什么, 他暂不能详说, 实际上就是建立组织。当时这批留欧精英的思想剧变, 是毫无疑问的。为何如此, 也值得追问。最关键性的因素, 除了时势本身和主体功用之外, 外来推手的作用恐怕也不能忽视。正如赵世炎很明白地提出了“留俄”的思路:“去俄的主要任务是希望能运送大批同志——勤工同学及工人——入俄”[ 46]。可见, 在领导人赵世炎的心目中是相当清楚的, 勤工生与华工并举, 目的地则是理想模范——俄苏。并且, 此时赵世炎似乎根本不必考虑经济上能否保障的问题。因为留俄得到了俄苏的官方支持, 甚至说就是俄苏的基本策略。原来的局限于民间范围的社会运动到此时已无可逆转地“走向政治”, 而且是极为剧烈的政治——革命!这或许也是日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痛悔未及, 乃至在1928年清共运动中态度出奇一致的重要原因, 本来期望培育出一批符合社会常规秩序、有利于建设的知识精英, 结果他们却成了“旧世界”的掘墓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赵世炎坚持留在欧洲, 并与周恩来密切合作, 展开了中共旅欧组织的蓬勃时代。
五、地域精英与世界棋域
诚如一份报道中表述的:“总的说来旅居欧洲的, 特别是在法国的中国青年的核心组织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说这是实际情况。它的力量来自巩固的组织和严肃的纪律。其他团体只是些乌合之众。”[ 47]
在这样一份发自柏林的报道中, 巴黎被毫无疑问地视为中心, 一种整体性的留欧政治版图生态则得以呈现。而这样一种成绩的取得, 显然与领导人物的素质不可分割。
旅欧共运的三位典型领导人, 即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 他们的出身是不一样的。赵世炎不过是出自四川的好学青年, 主要由华法教育会的关系而获得留法机会;蔡和森在出国之前已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 经由湖南一师时代的杨昌济这样的前代精英的地方规训的熏陶, 是明显的“大木参天”的人物;周恩来主要在天津求学, 是觉悟社的核心人物之一, 而其出身南开, 严修、张伯苓等人开辟的南开传统, 对其成长过程显然颇有影响。在这三个人物中, 既非左倾极端的蔡和森, 也非谦谦君子的周恩来, 而恰恰是赵世炎成为了旅欧共运的核心人物, 这无疑是饶有趣味的现象。而赵、蔡二君在革命过程中都不幸“早殇”, 惟有周恩来坚守下来, 成为中共发展史上的枢纽性人物。其实, 如果进一步深入讨论, 则会发现他们出自不同的地域文化, 即:巴蜀文化、湖湘文化、江浙文化。这样一种不同的地域来源对其思想侨易与成型过程是起到关键性的容器制约作用的, 值得特别关注。
周恩来曾非常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忧虑:“吾人未出国前, 虽屡震夫欧战影响巨大之论, 然终以为欧洲物质文明发达甚盛, 数年来之摧残, 特不过数部分耳, 何能碍及全体之发展比以实验证之, 方知昔日之梦想乃等诸梦呓。”然后他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欧洲一切组织非如吾国散沙可比, 一切工商业咸有关联……一地之牺牲, 乃倾全国精锐牺牲也, 一战之牺牲, 乃倾全欧精锐之牺牲也。”[ 48]
应该说, 这样一种认知是比较深刻的, 他看到了欧洲强盛的根本性原因, 能够透过现象探索其本质, 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当然, 相比较而言, 这批精英人物还是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了实际的政治活动中。
尽管旅欧共青团高度重视华工问题, 甚至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在执行委员会下组织“华工运动委员会”[ 49], 但华工中产生的优秀人物确实相当有限, 更无法与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蔡和森这样的杰出领袖相比, 这里可以列举的是颜世彬这样的华工背景人物。作为华工出身的颜世彬 (1899-1931) , 原本山东广饶人, 曾化名尹发汤、王文仲, 于1917年赴法, 当过搬运工、挖过战壕。而他所参与的《工人旬报》、《新工人》等刊物的创办, 意义非凡。因为正是有这样的前期经验, 日后颜世彬加入赤色工会, 并参加中共。华工签约期满后, 颜世彬成为自由华工, 继续留在法国。后由法赴苏, 入东方大学。1930年11月, 奉命归国, 1931年即出任山东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领导青岛工人运动并形成一定的高潮。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1931年8月就义。相比之下, 勤工俭学生的作用要凸显得多。譬如在1921年10月被遣返归国之后, 陈毅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其学业, 而并未直接进入政治性的职业革命道路。1923-1925年间他在北平的中法大学上学, 通过了毕业考试。但重要的是,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 他进一步确立了自身未来发展的知识基础。此时的他们哪里又会想到, 多年之后“大军西去气如虹, 一局南天战又重。半壁河山沉血海, 几多知友化沙虫”的惨烈呢[ 50]
然而这样一种兄弟阋墙、刀枪相见的悲剧, 早在他们登舟将发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当这批寻求真理的精英, 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被压抑的时候, 这一切都已经注定。从1919年开始向欧求学, 到1927年起义枪声, 只不过8年岁月而已。朱德留德, 陈毅留法, 他们共同领导南昌起义, 并成为井冈山时代与毛泽东合作开辟根据地的主要领袖人物。这或许也可视为留欧学人对于现代中国建设的另类参与方式, 历史就是以这样一种不可逆转的轨迹而演进着。当然, 这并非陈毅一人的个案现象, 而是一个整体的优秀人物群, 如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蔡畅等, 他们都在未来的共和国创建过程中功勋卓著;早期牺牲的精英, 如刘伯坚、向警予等也都相当出色;而吴玉章、徐特立等老辈革命家则通过留法进一步养成了他们的“德高望重”与“高瞻远瞩”。最为重要的是, 在他们当中还出现了未来中国第二代的领袖人物——邓小平。这既是巴蜀文化的骄傲, 也是留法时代的硕果。1920年代前期, 乃是中国现代史进程里发生巨变的时刻, 各种可能和复杂因素相互交替, 各种力量和潮流分化与组合, 相比较学界原先更多在中国本身寻求发展之脉络和轨迹的情况, 发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因素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 “融合进中国文化中去的欧洲思想资源也成为一盘世界文化大棋中的棋子, 在1930年代, 世界文化事实上已囊括了中国文化”[ 51]。其实这个判断可以上推和下延, 世界文化已成一个大棋盘, 即便是考虑某国场域的发展, 也不可能脱离整体棋局来理解局部发展。
当然, 必须指出的是, 相对于留欧学人“以学为主”的基本指标, 到了勤工俭学这代人, 其代际迁变的主动脉仿佛忽然被掐断。虽然其源流由彼而来, 但主动脉已经有所变易, 这是应当注意的。应该说, 李石曾、蔡元培等一代人所确立起来的留欧学统, 是非常有价值的, 它开辟的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求真之路”。没有他们的前期努力, 日后的各种留欧道路都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成绩, 也是得到后代留欧学人包括勤工俭学生充分肯定的, 譬如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 他们对李石曾的态度都是比较客观的, 如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对李氏均未“一棍子打死”, 甚至颇有好感[ 52]。作为同代人, 1920年代留法一代的内部多元体现了现代性发展的开放性可能;这既表现在文化、政治等路径不同, 也表现在政治取向的截然有别。即便是与曾琦、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相比, 彼此间各有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外来原因作用, 但总体而言, 其所体现出主流的知识留法的基本脉络仍无不同, 而只是出路有变。但恰恰是这种变化, 极为深刻地参与和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我们必须在这样一种基本的历史逻辑与世界棋域中去理解那代人及其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关于李石曾的文化浪漫主义及其与留法背景的关联, 参见拙著:《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96-199页。
[2]张竞生:《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第53页。
[3]傅斯年:《出入史门》,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0页。
[4]陈毅:《陈毅诗词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 第361页。
[5][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自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第4、160页。
[6]如果将严复、马建忠、陈季同等1870年代的留欧船政生看作为第一代留欧学人, 则从18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留欧的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可被视为第二代留欧学人, 在1920年前后有留欧机会的留学生可被视为第三代留欧学人。
[7]蒋纯焦:《近代中国留美和留日教育之比较》, 《江西社会科学》, 2000年第1期。
[8][14][40]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版, 第31、30-31、31页。
[9]曾琦:《中国少年歌》, 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93年版, 第573页。
[10]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第50-51页, 1919年9月15日。
[11]所谓“志缘“是笔者杜撰的一个概念, 主要指相对于血缘、地缘等以相对明晰的血亲关系、乡邻关系划分的标准, 乃共同立基于一种共同的志趣和追求上的关系共同体。
[12]在李石曾创办的四川成都的留法预备学校里, 李璜、林君默等曾担任教师。秋羊:《赴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陈毅同志》 (1949年) ,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 北京出版社, 1981年版, 第422-423页。
[13][20]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版, 第19、29页。
[15]有亲历者这样记载说:“打过公使秘书以后, 勤工俭学生们觉醒了自身是受着甚么人的欺骗;于是对李石曾的信念开始动摇起来, 尤其恨他所使用的刘厚和曾仲鸣等。郑毓秀也被我们请来质问过一次, 要查她手边握着的四川、湖南各省政府付托她管的勤工俭学的专款。”秋羊 (金满城) :《赴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陈毅同志》 (1949年) ,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 北京出版社, 1981年版, 第430页。
[16]关于蔡、李的分歧, 按照李立三的说法就是:“蔡和森同志认为, 我们要革命就要学习, 勤工俭学不可能, 应该争取中国政府给学生津贴以解决入学问题, 我则认为不应该宣布勤工俭学不可能, 并且还应动员国内贫苦学生继续来法以接受新思想。”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 (1960年9月3日) ,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 北京出版社, 1981年版, 第435页。
[17][18][19]《回忆赵世炎同志》, 《吴玉章文集》下册, 重庆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232、1231、1231页。
[21]参见王继平、李永春、王美华:《蔡和森思想论稿》,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徐方平:《蔡和森与〈向导〉周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2][23]《李立三自述》 (1940年) , 梁柱、贺新辉:《生死绝恋——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71-272、272页。这样一种国际性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 也在其他勤工俭学生那里留下了蛛丝马迹。
[24]蔡和森:《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 (1920年6月13日) , 原载《少年世界》第1卷第11期, 1920年10月2日,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 北京出版社, 1981年版, 第117页。
[25]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第156页。
[26]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蔡畅等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 是1919年12月从上海出发赴法的。
[27]《毛泽东书信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15页。
[28]对两年的留法生活, 除了做工之外, 陈毅自述:“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并注意当时俄国革命的情形, 同时广泛地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 特别喜欢卢梭和雨果的著作。”《给罗生特同志的信》 (1942年) , 《陈毅诗词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 第361页。
[29]蔡和森:《寄自法国的家信》 (1920年3月8日) ,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近现代散文纪实文学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62页。
[30]王独清:《流浪一页》,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近现代散文纪实文学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第359页。
[32]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第156页。
[33]胡国伟:《中国青年党简史》, 台北菩提出版社, 1967年版, 第4页。
[34]“周恩来1946年9月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自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第4-5页。
[35]有论者认为, 国民党的旅欧支部实际上是由左翼共产党人控制的, 参见Marilyn A.Levine&Chen San-Ching:“Communist-Leftist Control of the European Branch of the Guomindang, 1923-1927”, in Modern China, Vol.22, No.1. (Jan., 1996) , pp.62-92.
[36]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67页。
[37]高承元:《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情况》 (1967年) ,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 北京出版社, 1981年版, 第440-444页。
[38]参见王永祥、[日]高桥强:《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
[39]周恩来1918年2月6日旅日日记, 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278页。
[41]张建国、张军勇:《万里赴戎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华工纪实》,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46页。
[42]徐晓亚等:《百年中法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 第57-58页。
[43]毛泽东所填写的终身事业调查表饶有趣味, 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为“教育学”, 终身欲从事之职业为“教育事业”, 《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愿调查表填写的一文》 (1921年12月) , 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补卷》第2册, 东京株式会社苍苍社, 1984年版, 第87页。
[44][45][46]赵世炎致李立三信 (1922年4月25日) ,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 (下) , 北京出版社, 1980年版, 第833、832、833页。
[47]《关于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报导》 (寄自柏林1924年9月27日) ,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 (下) , 北京出版社, 1980年版, 第857页。
[48]周恩来:《欧战后之欧洲危机》, 原载天津《益世报》1921年3月22-23日,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3册, 北京出版社, 1981年版, 第3页。
[49]《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1923年2月代表大会通过) ,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 (下) , 北京出版社, 1980年版, 第850页。
[50]《三十五岁生日寄怀》 (1936年) , 《陈毅诗词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 第17页。
[51][法]巴斯蒂《“西风东渐”中的留欧学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年11月10日。
[52]许德衍认为:“李石曾虽然不能说没有沽名钓誉的一面, 但他在提倡和组织留法俭学、勤工俭学以及华工教育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工作, 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见《许德衍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02页。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y-Fourth Worker-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Labors in Europe——The Rising of Communism Movement under the leading of Zhao Shi-yan, Zhou En-lai and Cai He-se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y-Fourth Movement, both of the sides of the context has been enlightened, one is the worker-students phenomena and the other is the education of the European Chinese Labors which happened in France.Based on the case studies of Zhao Shi-yan, Cai He-sen and Zhou En-lai who led the Chinese Communism activities in Europe, the process and causes of this movement have been discussed in details.In comparison with the standard of the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Europe, the main current of this history has been broken and the generation of Worker-students has become a new symbol of i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ontext and foreign elements of the era.Just this kind of the change has influenced very strongly on the making process of Modern China.
Keywords:
May-Fourth Movement;Worker-Students;Zhao Shi-yan;Cai He-sen;Zhou En-lai;Sino-French cultural relationship
作者简介:
叶隽, 男, 江苏镇江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